一位文学院的学生，许闫，最近完成了一项让他心力交瘁的课堂任务。老师要求在阅读文献后，小组立刻进行现场讨论并整理记录。然而，现实是：成员们沉默不语，或仅仅是利用AI生成一段内容丢进群聊便再无下文。当他好不容易汇总出初稿，请求大家确认时，面对的又是一片寂静。最终，他不得不反复催促全体成员，才勉强获得回应。
这并非孤例。“小组作业”几乎是每位大学生的必经之路。一个名为“小组作业受害者联盟”的网络社群聚集了数千名学生，一张广为流传的饼状图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：从这项任务中，仅有5%学到合作技巧，15%获得新知识，35%提升了独立作业能力，而高达45%的收获竟是——对同伴的不满。
目标撕裂：协作的第一道鸿沟
本是旨在培养团队协作的教学设计，为何屡屡引发学生的负面情绪？核心矛盾往往始于目标不一致。“有人渴望高分，有人只求及格。”多位受访学生指出，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一旦存在，便难以调和。
学习信息安全的王紫萱发现，在通识课程中，许多同学浅尝辄止，而她自己则希望精益求精。“这种矛盾一旦扎根，就缺乏说服对方的立场。”政治与管理学院的林川也观察到，当追求高分的学生置身于一个多数人只求通过的小组时，前者往往被迫承担超额工作。此外，文学院的李思竹提到，部分成员并非不愿出力，而是感到自身能力不足，在协作中处于劣势，从而半主动地退避到边缘任务中。
这种“同组同分”的机制，导致贡献不均却分享相同成果，成为了普遍的不满之源。教育界对此也有所探讨。西南交通大学的一位教授建议，可将分数拆分为基础分与个人浮动分，通过匿名互评等方式，让贡献者多得。然而，中国人民大学的心理学学者唐信峰指出，完全精确量化个人贡献实操性极低——“有人认为自己的核心思路价值更高，有人则觉得自己承担的琐碎工作更繁重，难以比较。”他倾向于在课程中保留个人作业环节，以另一种方式体现个体差异。
过程摩擦：从“都想表现”到“被排除在外”
即便小组成员都抱有积极完成的态度，过程也未必顺畅。李思竹注意到，在“每人负责一部分，分开汇报”的模式下，矛盾可能转向“表现欲竞争”。小组汇报总时长固定，人均时间有限。“若前面成员全部超时，留给我的时间就被挤压。”她认为这反映了“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小组中最突出的那一个”的心态。在这种模式下，老师的评价仍可能区分个体表现。
而在常见的“内容撰写-PPT制作-上台汇报”分工链条中，计算机专业的赵宇鹏坦言，负责展示的成员确实更容易被老师记住，从而在评分中占据优势。这有时会导致一些同学为确保高分，将部分组员排除在核心工作之外。王紫萱观察到两种情形：一是能力强的成员因不信任他人而大包大揽；二是小组内已形成紧密圈子，新加入者难以融入核心，只能处理边缘事务。
学者将“划水”行为进行分类：文科小组易出现“搭便车”现象；理工科小组中，技术薄弱者容易掉队；而思政类公共课因人数众多，部分学生可能抱有“敷衍也能过关”的想法。对于因能力不足而被动划水的学生，教育者需要主动介入引导：例如将大任务分解为小步骤、分阶段提交、明确标准、私下鼓励，并允许他们从辅助性工作开始参与。
主动划水与沉默应对：团队管理的挑战
新闻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张宇回忆起一次小组作业，语气中满是疲惫。随机分组后，她所在小组有成员长期缺课且失联，其他组员提交的文献资料半数无关或过时。她主动牵头，建群、组织讨论、分配任务，然而截止日期前五天，报告仍无雏形。她一边催促，一边自己接手，每日工作至凌晨，最终与另一位同学熬夜完成。汇报前一天，那位几乎未曾参与的缺课同学忽然批评“报告不佳”、“PPT粗糙”，次日甚至抢着发言，试图揽功。
“老师给出了中等评分，但这个结果，是我和另一位同学拼尽全力换来的。”张宇说道。这类主动划水者，常怀有“反正有人会做”的心态。许闫也有类似遭遇——在修改会议记录的任务中，截止前夕所有组员联系不上，他独自工作到凌晨两点，事后对方仅轻描淡写一句“忘记了”。
面对主动划水行为，多数人选择沉默。王紫萱表示，大家很少对这类“摆子”成员严肃“开火”。许闫也提到，熟人之间合作反而更难推进进度，“因为都是熟人，约束力反而减弱”。
唐信峰分析，同学情谊是一把双刃剑。它能为协作提供人情基础，但也可能让人不好意思催促或批评。一个团队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领导角色，负责协调、分配与督促。具体策略包括：首次会议便白纸黑字明确分工与截止时间，以任务书替代口头承诺；若成员连续两次未能完成任务，小组有权重新分工。
张宇反思自己的经历，“除了有人划水，分工本身也不够细致。”她只进行了任务拆分，未能结合个人特长与时间安排，也未明确具体要求与截止时间。作为牵头人，她在组织工作上存在不足。
- 分工需结合成员特长与时间，形成书面分工表；
- 建立定期的进度同步机制；
- 对敷衍者及时提醒，必要时向教师反馈。
林川从另一角度补充：大部分作业其实两三人即可完成，但分组常达五六人，“人数越多，作为组长反而越难组织与动员”。
唐信峰强调，许多小组矛盾的根源在于初始任务分配不清。“在开始讨论时，就必须想清楚并分配好：每个人做什么、做到何种程度、何时提交。”分工应基于个人特长与意愿，而非随机摊派——“有些人擅长查资料，那就负责查资料；有些人表达能力强，那就承担汇报工作”。他指出：“没有一个人天生是领导者。”如果此前缺乏练习，小组作业恰好提供了一个锻炼场合。王紫萱也从诸多挑战中摸索出经验：要么自己多做一点，主动承担推进角色；要么寻找一位靠谱的领导者，跟随其工作。最关键的是“尽量寻找目标相似的人”——只要大家都有做好事情的意愿，执行力或特长差异都可以通过沟通解决。
高效协作的可能与教师的角色
并非所有人都困扰于小组作业。计算机专业的赵宇鹏习惯与室友组队，分工明确，有问题直接沟通。即使自己某次承担更多，也不会斤斤计较。“这次多做一些，下次就少做一些。”他在课堂展示时，会刻意强调其他成员的工作。许闫也建议，在最终成果汇报时应清楚说明每个人的具体贡献——让每个人的付出被看见，是许多学生心目中理想小组作业的模样。
唐信峰鼓励学生不要畏惧合作：“在课堂之外多进行人际关系的建设，寻找与你志同道合的伙伴或固定的作业搭档。”从中学到大学，许多学生习惯了独立作战，但步入社会后，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团队协作。他认为，通过小组作业的锻炼，不同的人可以逐渐找到各自适合的角色：领导者学会协调矛盾，协作者学会跟随，而破坏者也会在群体压力下趋向社会化。这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大有裨益。
受访学生普遍认为，除了学生自身的适应与调整，教师对小组作业的设计与安排也至关重要。李思竹建议，可在组内设置不同分数等级，成员明确归入某一等级后，承担相应分量与难度的工作，让追求高分与量力而行的同学各得其所。张宇也提到，希望小组作业的难度与规模适中，目标和要求明确，主题紧密贴合课程内容，并期待引入合理的互评机制，将互评结果纳入评分考量。
近两年，生成式AI成为新变量。许多文科生发现，AI能直接代劳文献搜集与文本生成，他们担忧这会导致作业质量下降；理工科学生则相对乐观，因为AI能辅助完成代码、数据处理等任务，某种程度上拉平了能力差距。
唐信峰认为，AI终究是工具，关键在于作业如何设计。“如果文科学生觉得依赖生成内容就能完成任务，说明作业布置得过于简单了。”他建议教师将题目设计得更具创造力，促使学生真正动脑，并与AI进行多轮交互。同时他强调，在例如 zoty中欧 这样的国际化交流平台或学术合作项目中，有效的团队协作能力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素养。无论是参与模拟的跨国项目讨论，还是在类似 中欧体育 文化交流活动的策划中，清晰的分工、有效的沟通和共同的愿景都是成功的关键。学生们通过校内小组作业积累的经验，未来或许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，比如参与 zoty中欧官网 所倡导的各类学术与文化交流活动时，发挥重要作用。